杨副省长为何不骂人了？

在年初的两会上成功跻身省部级干部行列之后，大家发现，杨副省长变了，好像换了一个人。

01.

他当工信厅长、发改委主任时，是出了名的爆筒子，拍桌子瞪眼，雷霆震怒是常有的事。

尤其是单位开会的时候，他常常拍桌子、摔杯子，会场上立马鸦雀无声，下面的人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声。在其强大的怒气面前，再难的问题立刻都能迎刃而解，再不好办的事情马上就能顺利安排下去，也不会再有什么人强调困难，更不会再有人再以各种理由推三阻四、大倒苦水。

无论是当厅长还是当主任，人们都夸他有魄力、有能力、敢干事、能担当，绝对是一个干大事的领导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40出头的他便成为省政府最年轻的副省长，放眼全国也是最年轻的省部级领导之一。

但当上副省长之后，他的性格似乎一下子变了，极少再对下属发脾气，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微笑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、霸气天成的感觉。

杨副省长的变化，实际上来自一名老领导的点拨。这位对他十分赏识、助力颇多的老领导，推心置腹地反复交代他，你现在是高级干部了，一定不能像过去那样了，尤其是轻易不能发脾气，一旦发了脾气，立刻就让人看扁、看轻、看废了你。对待上级像首长，对待同级像上级，对待下级像同事，只有这样，你的工作才能顺利开展，才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赞扬你、夸奖你、拥护你。

这位老领导的话确实有道理，让杨副省长受益匪浅。他当厅长、当主任，更多的是事务官的角色，直面各种问题、矛盾，你不发脾气不起火，大家就会不把你当回事，甚至说你没魄力、太窝囊，是个怂货。一旦你雷霆震怒、骂骂咧咧，效果立马不一样了。再难办的事，一发火，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一大半。

但当了副省长，站位高了，身份就变了，更多的是政务官的角色，从决胜千里到运筹帷幄，更多需要的是协调、决策的能力，所以就不宜再乱发脾气。

02.

苏轼《留侯论》有言：“天下有大勇者，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。此其所挟持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”这才是大领导该有的样子。

“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。”古往今来，凡是有大作为的人，都是处变不惊、临危不乱之人，无论遇到多大危难之事，都能沉着应对、泰然处之。

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，体制内的大领导心理素质都非常好，遇事从容镇定，善于掌控自己的情绪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能以平和理性的心态去处理。

从担任厅长时经常大发脾气，到升任副省长后极少发脾气，实际上是在从政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领导格局、领导水平、领导能力的更新和升级。

杨副省长是著名作家张平新作《换届》中的主角。而张平也不是普通的作家，他本人就担任过多年的山西省副省长，所以杨副省长这个角色很真实，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和现实针对性。

杨副省长性格的变化告诉我们，对于一名官员来说，随着职务的提升、权力的增大，其领导力和行为方式都要与时俱进、与“职”俱进，否则十有八九就会栽跟斗。

03.

曾经的“明星官员”仇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纵贯仇和的从政生涯，可以归结为：起于沭阳，兴于宿迁，败于云南。

沭阳是仇和首次主政一方的试验田，也养成奠定了这位“双面能吏”用权行政的基本风格，诸如独断专行、粗暴霸道、雷厉风行、竭泽而渔，追求压缩饼干式发展，只重结果不问过程，为了政绩可以不择手段，屡屡冲撞法纪红线。

仇和落马后，有媒体称之为权力的“绿林时代”，实际上仇和所用的就是不讲规则、目无法纪的“绿林手段”。

俗话说“想要富先修路”。但仇和到任时，沐阳县财政收入1.2亿元，而当年财政开支2.6亿元，另外还欠发工资近1亿元。

仇和的对策是“全民集资修路”模式，即每位干部扣除工资总额的10％，每位当地农民出8个义务工，组成修路队。高峰时，修路扣款达到20％，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，也被扣除10％用作交通建设。干部和老百姓都怨声载道，但知道仇和有“尚方宝剑”，为人处事又不讲情面，只能乖乖执行。

扣钱还不算，仇和还给全县干部下达的“招商引资”任务，要求1/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，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／年，完不成任务的干部，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。因为“招商引资”任务还被分派给了当地教师，引发集体罢课，沐阳还上了央视《焦点访谈》。

当地对仇和意见最大的是他推行的“小城镇建设”。沭阳当时流传这样两句顺口溜：“仇和望一望，拆到南关荡，仇和手一挥，拆到沂河堆。”“拆了你别哭，没拆你别笑，那是仇和没看。”

有媒体曾披露当地为搞小城镇建设进行拆迁时的惨烈：“铲车、吊车开路，公检法，一共出动了300多人，居民限时必须搬完，书啊、被子用被单一裹，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，当时天下着雨，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。”“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，搬不出来，铲车上去了，房子被推倒了，柜子埋在里面。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。”

04.

主政昆明时，仇和还是火急火燎，力猛强推，又凶又狠又霸道。二环路原计划三年完工，仇和认为“长痛不如短痛”，工期缩减至一年；市容搞不好，他强迫警察家庭带头拆掉流行的防盗栏；城中村改造搞一刀切，新村统一3500元一平、旧村统一3000元一平赔偿……

仇和为此得罪了昆明的旧公务员系统，得罪了昆明市民，得罪了无数同僚。

但昆明不是沭阳、宿迁，不同的地方，必须要采用不同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。

在沭阳、宿迁时，仇和是一把手，拥有“绝对权力”，他采取极端手段谋发展，因为“权力落差”大，下级无法反抗。而且，沭阳、宿迁是欠发达地区、苏北洼地，对铁腕官员有更多的无奈。

但昆明是省会城市，是枝繁叶茂的大城市，利益盘根错节，还是省机关所在地，这里仇和一个人说了不算。作为无根无基的外来干部，比他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。他初来乍到，在没有争取核心势力的支持之前，就大杀四方，是主动置自己于险境。

卢克文先生曾这样评价：仇和是一个求发展的官员，但他也是一个在政治技巧上还不够成熟的官员。他强干，但他并不擅长谋略，以至于白恩培原本想将省委书记位置传给他时，遭到了省委大部分老领导的坚决反对。

仇和虽然最终因腐败问题落马被查，但不懂变通妥协的酷吏形象、一成不变的“绿林手段”，却是其走向毁灭的催化剂。

他步步高升，在不断得到提拔重用的同时，却不愿意“升级”自己的领导水平和能力，过度迷信自己的铁腕手段，最终折戟春城，留下了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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